□上官青梅

二三十年前的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约是一种营生。农村人不计较，烧的是自己上山砍来的柴火，猪食是自家菜园里的菜叶、地瓜，连米糠也是自家稻谷碾下来的，哪一样都无需花钱，养一头猪纯收入千把块，是笔不小的财富。

杀猪，一般会挑时候。村民们平时买的肉不多，半斤八两而已，到了重要日子则会三五斤地买，卖得快也轻松。春节、端午、月半等，是我们“内山”人家杀猪的重要节点。每当村里响起此起彼伏的猪嚎声、卖肉吆喝声，便预告着重大日子逼近。

母亲每年都会养一两头猪。每次杀猪，母亲忙前忙后，我也跟前跟后，蒸糕做粿、堆柴请客，样样不肯落下。杀猪前夜，我总是格外激动，躺在阁楼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耳边一直充斥着父母亲来来回回的动静。生锈的砍柴刀配合母亲瘦削的手臂挥舞着，柴火一块、两块，很快堆成一座小山；父亲搬来供桌、扛来木桶，洗好秧船又洗茶杯……夜风吹得脸有些微凉，门埕那晾衣绳上的衣架叮当作响，掖了掖被子，慢慢地，父母的对话声越来越低……

急促的脚步声、灶膛烈火噼里啪啦声、压抑的对话声，还有咿咿呀呀的猪叫声，闹哄哄地吵着我的梦。猪？一咕噜滑下床来，透过阁楼的栏杆，父亲茶桌前坐着同村的杀猪先生，还有二叔。母亲在厨房忙转，灶膛里火正旺，锅盖漂浮在前锅、后锅满满的水上，大哥拿着一张簸箕，正在哄骗、推搡家里的猪走进院内。贪吃的猪上了大哥的当，丢一条干瘦的菜根，半推半就、边啃边往院内挪动，宽大的肥耳拍拍脑袋、嘴巴哼哼唧唧，对大哥表示感激或抗议。

母亲一声：“水快开了”，中断父亲、二叔和杀猪先生的唠嗑。杀猪先生叼着父亲刚给他点燃的烟叶，不紧不慢地套上围裙，拿起白晃晃的大刀，又从编织篮里捞出一小块磨刀石，一边“唰唰唰”磨着刀，一边估摸着这猪净重得有三担。养了一年多，近三百斤，将有千多元进账。父亲很早就盘算好这猪的用途，生活也确实需要精打细算，母亲看病要钱、我读书要钱、两位大哥也到了娶亲的年纪，钱得掰着花呢。村里能上三担的猪很少，养猪，不一定让它吃得好，但一定要勤快用心，杀猪先生的估摸，就是对父亲的夸赞。

杀猪先生磨好大刀，放在一旁准备接血的秧船上，又从编织篮里掏出一把锃亮的大铁钩，示意二叔一起慢慢靠近那头还在咀嚼菜根、完全不知大限将至的胖猪，大哥用簸箕挡住它的退路，父亲拿着一把大金箔在边上等候，母亲端着秧船，秧船里的屠刀杀气腾腾、银光闪闪。杀猪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钩住猪的下巴，二叔扯起猪尾巴，大哥使劲推着猪臀，合力把猪往倒扣在地的木桶上拖。惨烈的猪嚎声瞬间传遍村子的角角落落。杀猪先生、二叔、大哥合力把猪拖上木桶、摁在桶沿，大哥死死压住猪的身子跟前蹄，二叔一手扯着猪尾巴不放、一手配合身体压住猪后蹄，杀猪先生左手扯住大铁钩，右手操起屠刀一下插入猪的心窝。很深，直至整个拳头都没在猪的脖子肉里，再慢慢抽出来，血柱喷涌而出，四处飞溅。母亲端着秧船，躲在杀猪先生身后接住猪血，“猪血溅得越远，以后的猪越好养”，大家都这样说。父亲用金箔纸沾了些滚烫的猪血，燃香，向玉皇大帝禀告此事。

一切慢慢归于平静，猪被推倒在地，又被抬着装进刚翻转过来的木桶，父亲、大哥轮流提着滚烫的开水淋在猪身上，杀猪先生飞快刮着猪毛，轮番用上屠刀和两把“半月刀”，“唰唰唰”——不消一支烟功夫，猪毛被刮得一根不剩，接着一系列娴熟的剖、解，一头猪就这样回归了它的使命。

煮猪血，算得上是一门老手艺。猪血凝结成块后就得尽快煮起来，搁置久了不仅会滤成血水失了分量，煮成后还会干涩。每年杀猪时母亲都耐心向我传授她的煮猪血“秘诀”——“熬”，几场练手下来，我也算得了“真传”，“熬”出来的猪血鲜嫩滑口。猪血，得就着冷水放进锅里，待水有些温度后，用装有冷水的瓜瓢在锅内轻轻打圈，文火慢煮。刚开始，水是万万不能烧开的，也不能迅速升温，水温升得太快了还得常匀些冷水下去，瓢里也要常换冷水，整体温度尽量控制在80℃左右，整体熟得八九分透时，就得熄火，它会在余温下慢慢熟透。掰一小块塞进口中，只闻一阵清香还来不及细嚼就滑进肚里，再掰一块细细品味，新鲜、爽口、滑嫩……熬一锅猪血一般都得小半个钟头，没有耐心是不行的，熬好了也差不多“体力不支”了，一屁股坐到灶前茅草堆里。

火苗摇曳着，正旺，干燥的茅草柔软而又芳香，就着猪血的鲜味，又进入了我的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