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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与信仰:家邦之光

2017-12-04 12:00:52来源:泉州网-泉州晚报

新加坡华侨林永车家中的安溪元素

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安溪会馆

马来西亚柔佛州安溪会馆

马来西亚云顶集团建的蓬莱仙境里的蓬莱殿供奉着清水祖师

缅甸仰光安溪会馆

 

新加坡安溪会馆

慈山学校

今年9月期间,笔者两次前往东南亚,向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安溪乡亲捎去“年底即将在福建安溪召开第十届世界安溪乡亲联谊大会”的消息,专程拜会二十多个安溪会馆、公会、宗亲会、宫庙,拜访部分安溪乡贤、侨领,参观他们创办的工厂、酒店、学校、剧场,得以通过会馆、宫庙和“安溪人”等窗口,获取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若干印象。

华人移民在完成迁徙过程后仍然以各种方式、途径,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被认为是有别于其他移民群体的最大特点。这一点在包括安溪人在内的闽南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安溪人在迁入地永久地定居下来了,但不管际遇如何变化,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却仍然深植于其心间。正是文化的恒久不变,使得他们与家乡的关系依然紧密,往来照样密切。而这当中,会馆、宗亲会乃至于宫庙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谢文哲/文 刘伯怡/图)

远涉重洋 闽南人合群互助

福建和广东是东南亚华人的主要迁出地,两省的华人移民在东南亚的人数不相上下。闽南是福建最主要的侨乡,东南亚的“福建人”大致可以说就是闽南人,“福建话”即是闽南话。福建籍华侨、华人90%以上居住在东南亚,其中又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和缅甸较多,约占全球闽籍华侨、华人总数的9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这个名词,逐渐被用来说明中国和印度半岛间的亚洲大陆及附近的巨大群岛,包括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家。这些国家就是吾人所广称的“南洋”。南洋地处富庶的热带地区,具有相当好的移民条件,因此吸引中国东南地区闽粤两省居民,大量前往垦殖或经商,这些移往外国之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世代繁衍,但大体上仍保有与祖居国经济和社会上的联系,吾人称之为“华侨”。华侨中的闽侨则以闽南泉州、漳州所属的各县居民为主。

安溪隶属泉州,安溪人之祖先,乃于西晋时代,避永嘉之乱,自中原迁居而来,至今已有1700多年。明清以后,安溪人开始向外移居,移居海外者,则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等东南亚地区,超过100万人。

考古学家庄为玑曾从安溪蓬莱侨乡的族谱中考查到,安溪人南迁最早在二百年前,是先到菲律宾,再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最后才到印度尼西亚。印尼华文作家廖彩珍在其《安溪人在东爪哇》一文中记载,清代进士、安溪人黄培尧,生于嘉庆辛酉年、卒于同治辛未年、葬于泗水。由此可见,安溪人移居东爪哇起码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鸦片战争前,安溪人直接到南洋谋生者并不多,亦以由台湾转徙者为多,因已具备航海经验,从安溪到台湾,再从台湾到南洋诸岛。鸦片战争后,厦门开辟了通商口岸,闽南各县开始以帆船乘风破浪向南洋谋求发展,安溪人加入其中。太平天国起义后,咸丰三年(1853年),安溪陈圣响应太平天国失败后,其本人及一同起兵者纷纷逃亡南洋,陈圣居住在新加坡,余人或往缅甸及印尼。安溪人大规模南迁,亦自此始。光绪年间,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家衰落至极,战火绵延不息,安溪僻居内地,山多地少,粮食欠缺,实业不兴,无数青年人为生活所迫,远渡重洋。安溪人所遇之灾害,在闽南居第一位,因而出外避难谋生者亦较其他县人多。

闽南人远涉重洋,秉承中华民族勤劳俭朴、艰苦奋斗、合群互助、爱乡行义之美德,忍辱负重,奠基立业,成功成名。闽南人在东南亚各地的拼搏和业绩,是他们在当地立足并组成华人社会的基础。合群互助、扶植同乡、热心公益,是闽籍华人社会长期发展、不断进步的核心。正基于此,闽籍各种会馆、同乡会、宗亲会、同业公会及综合性社团应运而生。

“三缘”情结 构建华人社团组织

东南亚华人社会大致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地缘和血缘是构成华人社会的两大组织法则,所以同乡会和宗亲会就成了所在地华人的两大组织架构。

有以中国原籍所在地的省、府、县、乡或村为名称和单位的组织,这类组织多称会馆,如福建会馆、广东会馆、潮州八邑会馆、漳州会馆、安溪会馆、永春会馆等。会馆亦称同乡会,最初的组织常称为公司,如丰永大公司、南顺公司、香山公司、丰顺公司等。马来西亚最早出现的第一个地缘性组织,是1801年在槟榔屿成立的仁和公司,它是槟城嘉应会馆的前身。在这一年于槟城成立的还有广东暨汀州会馆。在马六甲,最早成立的地缘性组织则是惠州会馆,时间是1805年。新加坡的第一个地缘性组织,则是成立于1822年的台山籍的宁阳会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等东南亚地区,由华侨创立的地缘性组织,至今有百年历史以上的,超过100个。

所谓血缘性组织,是指氏族宗亲的团体。血缘性组织有称为“馆”(如曹家馆、黄家馆)、“堂”(如江夏堂、宝树堂)等,有称为“宗祠”(如陈氏宗祠、闽王祠、胡氏宗祠)。还有一些称为“公司”(如颍川堂陈公司、植德堂杨公司、太原堂王公司)。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最早的华人血缘性组织为1819年成立的新加坡曹家馆,尔后,马六甲的江夏堂黄氏宗祠、槟榔屿的江夏堂黄氏宗祠等也纷纷创立。血缘性组织大多数是由同一姓氏组成的,也有个别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姓氏联合组成,如创立于1866年的新加坡古城会馆,即以刘、关、张、赵四姓组成,故又称“刘关张赵古城会馆”。联合各个府县,甚至是打破闽籍粤籍的某一姓氏总会也开始出现,如黄氏总会、谢氏总会。1878年,新加坡保赤宫陈氏宗祠成立,起先加入组织的陈姓华侨都是闽籍的,后来粤籍的陈姓华侨也加入,这也是南洋地区最早出现的姓氏总会。

会馆、宗亲会之外,还有众多以业缘为基础结成的各种行会组织,如木工、建筑、打铁、制革、制鞋、裁缝以至茶叶、胡椒、咖啡等的生产、加工和贸易,都有各自的行会组织以及各种综合性社团,如印尼巴城中华会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等,并通过综合性社团,把各地缘性群体、血缘性群体和业缘性群体的华人聚合到一起,使华人社会兴办的各种事业(如华文学校、华人医院、华文报纸等)有了行为主体。经济活动与社会组织的发展相联系,安溪人在内的闽南人,就以经济活动和社会组织相互支撑的方式维持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依靠顽强的生命意志,在异国他乡坚持下来,发展壮大。

1965年印尼“九·卅”事件后,1966年4月,印尼政府取缔了华人社团,华人受歧视,华文被禁止,“政局突变,华人处境如风雨飘摇,人人自危。所有华人社团严禁活动,华人学校被迫停办,华社、华校、华语、华俗从此封上句号,成为历史”。但是根据1967年第37号法令,印尼籍华人可以组织宗教、慈善、医药和体育娱乐等团体,所以先前的华人宗乡社团便以祭祀地方神明的宗教组织的名义出现。又由于政府鼓励建立以慈善福利为宗旨的基金会,华人更是成立了各种名称的基金会。1989年,李尚大与十六位安溪乡贤创建了印尼自“九·卅”事件以来的首个华人社团“安溪公会”,鉴于印尼政府相关条例的限制,只好用“印尼安溪福利基金会”进行登记注册。泗水东爪哇安溪公会复会后,于1979年9月在公证处注册,以丧事互助的名义成立“安溪互助基金会”。前辈先贤不畏艰险推进乡谊之事的睿智和勇气,让我们由衷地佩服。

华人大多来自农村,对家族、乡土的观念极为浓厚。同乡团体和姓氏宗亲团体建立的目的,乃为敦一本之亲,联同宗之谊。身在异邦,举目无亲,孤苦无助,为了求得华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东南亚华人采取地缘、血缘、业缘等各种形式自我组织起来,这是一种和衷共济,谋求同乡、同宗、同业共同利益的互助组织,它们的作用主要是联络同乡、同宗、同业间的感情,收容初到的同乡、同宗,推荐职业,资助老病无助者返归家乡,以及兴办教育,举办慈善事业等。

南迁华人通过会馆、公会及各种业缘性行会互相提携、互相援引的旧事,为不可磨灭之史实。先辈在某一事业中得到成功,后来同乡均因其提携帮助之故,在这一事业中也取得成功,并奠定各种业缘性组织成立的深厚基础。“新加坡邑侨多数经营五金、出入口、茶叶,马来西亚邑侨多数经营锡矿、五金、树胶,雅加达邑侨多数经营纱笼、布途、土产,缅甸邑侨多数经营米厂、土产,曼谷邑侨多数经营茶叶,越南邑侨多数经营砖窑、瓷窑,即为明证”。与地缘性、血缘性组织相比,业缘性组织出现最迟,财力虽然不及前二者,但影响力并不比它们差,具有以某一种方言为特征的垄断现象,所以它也具有方言地缘的色彩。新加坡茶商公会1928年成立时有会员茶庄25家,其中16家的经营者来自安溪,这与安溪是中国茶叶之乡、安溪人种茶制茶历史悠久、技艺超强有关,更与南迁邑侨互相援引、互相帮助有关,因此公会甫一成立,南洋地区茶叶的加工运销权就牢牢掌握在安溪人手中。

不遗余力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生死事大。闽粤华侨冒险远涉重洋时,都希望多至三载五载,便能衣锦还乡与家人团聚,但实际上能如愿以偿者,千中无一,大多数是度过了数十年艰辛的生活,流落他乡而客死他乡。因此,华侨先辈对这个百年后的归宿问题,极为重视,所至之处,即先购买土地建立公塚、义塚,为同乡谋一块长眠吉地。1961年,马六甲安溪会馆乡亲在清水祖师当年诞辰宴会中,商讨建一座公墓即安溪义塚以纪念旅甲先贤,获得一致响应后,公推以陈冬贵为首组成筹委会去推动,并在翌年完成。安溪义塚完成后,会馆议定每年三月初一为春祭日,举行拜祭祖先及同乡聚餐会。1975年,马来西亚柔佛州安溪公会乡亲商讨,将之前购买充作资产的25亩橡胶园申请转做义山,之后开始为此事奔波,直到1978年才获得政府批准。义山及义山大伯公(土地公)亭建成后,会馆又成立义山小组,每年举办春秋两祭,是日,上午九点公会乡亲一同前往义山祭拜,晚上于酒楼设宴聚餐。1984年,泗水东爪哇安溪公会再次扩大理事会组织,同年7月开会决议购买2350平方米义山一座,供经济贫困、家丁淡薄的安溪乡亲安葬先人,持传统,尽孝道,公会福利部则鼎力协办葬礼。之后,又积极响应侨贤孙乐铭、叶应琦的倡议,由华人华社联合集资三亿印尼盾(其中安溪公会及安溪乡亲捐献一亿印尼盾),建成为泗水全体华人服务的殡仪馆。随时代的发展,有些会馆、公会组织,如印尼占碑安溪公会、苏南巨港安溪同乡会,连火葬场内焚烧炉设施的建设都替乡亲们考虑到。占碑安溪公会的火葬场焚烧炉如今已经建成,巨港同乡会2016年计划建设的火葬馆已经买好土地,正在筹备建馆,预计2018年竣工。

随着地缘、血缘和业缘的重新融合,华人公塚、义塚无分畛域的。华人是崇祀祖先的民族,虽然远隔重洋,慎终追远、崇敬祖先的观念至今仍是浓厚。清明节前后,当地闽粤华人以团体组织方式,前往坟场“春祭”,将金猪、三牲、香花鲜果等摆上香案祭桌,仪式隆重。在“大伯公(土地公)”牌位前,除金猪等祭品外,并有八音鼓乐吹奏。到了晚上,各会馆、公会还有“祀清”的宴叙,吃的是家乡菜,说的是家乡话,聊的是家乡事。粤籍华人称坟场为“大伯公山”,这恐怕是南洋各帮会在坟场上奉祀“大伯公”而得,闽籍华人则称之为“义山”“义塚”,但一样会在坟场边供奉“大伯公”。

为传承祖居地文化,东南亚各会馆、公会、宗亲会所作努力可谓大矣,时机一旦成熟后,他们又组织成立各种综合性组织,把地缘性、血缘性和业缘性的各种团体的力量汇聚起来,创办华文学校、华文报刊,筹赈家乡灾黎,支持交通、医院、学校等公益建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不遗余力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以缅甸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缅甸华侨仅在仰光兴办的华校有:中华义学(中华学堂)、益商学校(共和学校)、林振宗中西学校、福建女学校(福建女师)、育德学校、缅甸华侨中学等,教材都是三字经、千字文和各种中华文献等,创办的华文报刊有:《仰江新报》《光华日报》《商务报》《进化报》《缅甸公报》《仰光日报》《缅甸晨报》《缅甸新报》《兴商日报》《中国新报》《侨商报》及其他刊物等,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闽粤华侨的子女虽然从小生活在东南亚,但他们仍然保留着中国人的文化、语言与风俗习惯,社会礼仪、婚姻丧葬、祭拜祖先,也完全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华人捐建创立的庙宇,它们的建筑模型、亭阁、雕工,是百分百的中国宫殿式,里面的匾额、碑铭、对联,清一色都是用华文书写。为了生计,华人子弟也要上当地学校接受英文、马来文、缅甸文、印尼文等教育,在接受当地文化教育的同时也接受华文教育,华文学校一般也都是实行双语教学的。

饱经沧桑的南洋华人社团组织,历时已一个半世纪以上,今日,它仍然活跃于东南亚社会经济舞台,与时俱进地调整着自身的结构与功能。从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它仍然会遇到文化适应的问题。可贵的是,革新善变的华人从来不乏创新创造的精神,在从传统到现代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他们及其率领的华人社团始终围绕着文化调适这一轴心运转,从而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并将中华传统文化延续下去。至此我们可以说,东南亚华人社团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适应与社会适应的历史,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更迭,其内在本质却始终是文化的。

文化信仰

调适华人“心理适应”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是我国学者关于华侨问题的最早研究成果,它在中国华侨史、华侨社会史中的地位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中,作者陈达(清华社会学系创始人)选择三组可供开展比较研究的对象作为具体调查地点,即作为迁出地的闽南和粤东的华侨社区、粤东的非华侨社区,以及作为迁入地的南洋华侨社区;调查的角度是“生活方式的变迁”。所谓生活方式,陈达进一步解释,就是人群对于环境的适应与顺应,而“环境”,那是三方面的,即自然的、社会的、心理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迁民的供给,如沿海的便利、天灾的流行、土壤的贫瘠等。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治安、文教设施、卫生条件等。如果与上述两种环境有适当的调适与顺应,则人群的生活就有适当的发展。陈达注意到,以往的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在“情感的发抒尚有欠缺”,因此《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中,有对于心理环境的探讨,如信仰与崇拜,“三方面的调适与顺应,实是整个生活方式的表现”。虽然书中多数呈现的是华侨迁出地“生活方式”的内容,但对于华侨迁入地,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心理的“调适与顺应”即生活方式的变迁,同样完整呈现于东南亚华人社区中。

我国的海外移民运动,本质是生存竞争,就有一个与自然的(人—自然)、社会的(人—人)、心理的(人—神)环境相调适过程,换言之,“调适成功”,就落地生根、繁衍生息,“调适失败”,就左右碰壁、生存维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笔者的外祖父曾跟随其堂兄前往南洋谋生,几年后他因各种原因又返回国内,而其堂兄则在南洋扎根,娶妻生子,置业安家,此可分别看作是移民运动中“调适失败”和“调适成功”的例子。与自然的、社会的环境“调适”非常不易,与心理的环境“调适”更为困难。心理环境是虚无缥缈的,来探讨“信仰与崇拜”就相对容易得多。

闽南本身也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独特历史、地理诸因素的作用,其“信仰与崇拜”既传承了中原的传统,又带有鲜明的闽南地方特征,而闽南移民在向外迁徙的过程中,又把闽南“信仰与崇拜”传播到南洋各地。东南亚移民以闽粤为最,与闽南关系尤为密切。东南亚民间信仰既有自然崇拜,也有神灵崇拜,神祇大多与闽南有关,这是东南亚华人社区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在东南亚民间信仰的众多神祇中,以观音、妈祖、王爷、保生大帝、临水夫人、清水祖师、开漳圣王、三平祖师、广泽尊王及关帝、城隍、福德正神(俗称大伯公、土地公)等最具典型,这些神祇民间信仰最能体现东南亚与闽南民间信仰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东南亚闽南籍移民以泉、漳二府占绝大多数,泉属移民多奉祀妈祖、清水祖师、广泽尊王,漳属移民则奉祀开漳圣王、三平祖师。至于观音、关帝、城隍等全国性显赫神祇,亦随着东南亚移民奉入移居地,作为团结本府、本县移民的乡土保护神。随着华人社区的扩大与融合,这些来自中国民间的“信仰与崇拜”又突破移民“府县”籍贯的限制,为华人社区所有居民所接纳供奉,成为一种“共同信仰”。

在韭菜芭城隍庙大殿里,除供奉分炉自福建安溪的清溪显佑伯主、清水祖师外,闽南随处可见的各种神祇均在这里供奉。大殿中“四点金柱”上的两副对联也是从安溪祖庙中复制的:“宠锡袍冠八闽第一,褒封伯爵五邑无双”“做个好心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前者宣扬安溪城隍身披黄袍、封号“显佑伯主”的与众不同,后者以心理“调适与适应”规劝世人多行善事,积德纳福。

兴建庙宇 凝聚“根”的力量

凡有安溪移民聚居的地方,必有清水祖师庙。19世纪中叶,安溪人有一次较大规模“下南洋”,在广泛迁徙南洋诸国的过程中,他们携亲带友,随身携带家乡主神清水祖师的佛像或香灰,作为护身符,在居住地安家崇祀,立庙供奉。明万历二年(1574年),安溪华侨就在泰国北大年建造庙宇,供奉清水祖师,称“祖师公祠”,这是东南亚最早的清水祖师庙。明代以后,闽南人开始移居马来半岛,马来半岛人口中的闽南籍华人占大多数,清水祖师成为马来半岛最主要的信仰。19世纪30年代以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陆续建起供奉清水祖师的庙宇,《清水岩志》收录清水祖师在东南亚地区已知分炉有28座,其中新加坡5座,马来西亚8座,印尼7座,泰国5座,缅甸2座,菲律宾1座。

在东南亚考察期间,笔者发现这里供奉清水祖师的庙宇远远超出上述统计之数,并且有一个特别现象,就是每一个安溪会馆、安溪公会,凡有永久会址之地,均在会馆、公会内设立清水祖师神龛,供会内安溪乡亲虔诚供奉。每逢清水祖师正月初六诞辰,会馆、公会都会依照原乡的规格、程序,举办盛大的祭祀活动,既联系侨亲感情,不忘故祖,又互联信息,互济互助,促进合作,共勉为社会公益努力。马六甲安溪公会、柔佛州安溪公会四楼的蓬莱殿中,供奉着清水祖师。泰国曼谷主祀清水祖师的顺兴宫,建于1872年。1911年,曼谷福建公所改组为福建会馆,该馆接手管理,重建顺兴宫,并作为会馆的核心宫庙。泰国福建会馆属下的34个分馆,主要分布在泰国南部,多以供奉清水祖师为标志,或在会馆内设清水祖师神像供奉。据载,缅甸安溪会馆当年是以设立“清水祖师庙”的名义,向仰光政府申请立案而建立的。祖师公是缅甸安溪乡亲的保护神,会馆第五层楼也设龛供奉着祖师公,每年正月初六,安溪侨亲都来庆祝、联欢,联络乡谊,亲情洋溢。

马来西亚槟城有座蛇庙(祖师公庙),闻名世界,吉隆坡云顶高原蓬莱殿虽然建成较晚(1993年),却已经和云顶高原一起成为全世界一处重要的旅游胜地。林梧桐在《我的自传》中介绍了岩殿的兴建过程,虽然文字简短,却见证了云顶集团缔造者林梧桐、见证了旅外安溪人拓展南邦的坚忍不拔之精神。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安溪华侨在新加坡开发乡村社区,作出巨大贡献。全岛的一半耕地是由安溪人开发的。在开发东南亚的过程中,安溪人能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心中坚定的信念便来自家乡的一尊神明、一炷香火。

安溪(清溪)城隍庙是福建省最早兴建的城隍庙之一,始建于唐五代后周显德三年(956年)。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全国有名望的城隍加级加封,安溪城隍因保护五邑(安溪、南安、晋江、同安、惠安)百姓免受灾害之苦,二度受封,天子赐金冠、龙袍、玉印,褒封显佑伯,而全省其他县级城隍则无此殊荣,故安溪城隍被称是“八闽第一”“五邑无双”,信众广播,现有海内外分炉300多处。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国,也有不少安溪城隍庙的分炉,当地信众时常组团前来安溪祖庙拜谒,并常捐款修缮安溪城隍庙。安溪城隍庙今址,即是新加坡安溪侨亲陈美英女士于1989年首捐60多万元、1991年建成前三进殿堂的。此后,新加坡韭菜芭、杨桃园两处分炉的侨亲又捐资数十万元,续建四、五进殿堂,海内外诸多信众陆续捐建其他配套设施。

新加坡最为著名的韭菜芭城隍庙,也是分香自安溪城隍庙。1926年,迁往“杨桃园”的安溪乡民,临行前从“天公坛”带了一包城隍的香灰,这包香灰就是杨桃园城隍庙分灵之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加坡卷入战争风云。英殖民者为备战,占据多个山芭设立兵营基地,当地村民不得不搬离家园,来到一块俗称“韭菜芭”的地方安顿,随村民一起迁出的还有他们供奉的神明。很快,韭菜芭建起了新的庙宇,这就是“韭菜芭城隍庙”的由来。

杨桃园、韭菜芭两处城隍庙的兴起过程,与安溪人开垦新加坡的轨迹是重合的,它们是安溪人对迁入地自然的、社会的环境的“调适与顺应”,也是心理环境的“调适与顺应”。近百年来,旅新安溪族群不断发展壮大,以安溪人为主要信众的两处城隍庙香火鼎盛,亦可视为人群“调适与顺应”环境的成功例子。近百年来,这两处城隍庙又突破移民“府县”籍贯的限制,即不仅仅由安溪人所供奉,而吸引越来越多的信众,成为当地所有华人的“共同信仰”。

新加坡道教总会会长兼任韭菜芭城隍庙理事长陈添来介绍,1978年后,因新加坡政府开发之需,韭菜芭城隍庙又经历搬迁重建,借此之机,庙宇管理也进行规范,先是成立韭菜芭城隍庙联谊会,后又从法定社团申请注册为慈善机构团体。在新庙(现址)建设的过程中,韭菜芭城隍庙还把一间由安溪人供奉清水祖师的“阆苑岩”也接收进来。

故土文化的延伸及在新的土地上对自身命运的担忧,使“信仰与崇拜”成为早期华人移民最重要的精神生活。蓬莱殿、韭菜芭城隍庙便是东南亚安溪人这种精神生活的物质载体。共同的祖居地和神明崇拜,使来自闽南的华人聚集到一起。地缘唤起“根”的意识,神明崇拜则超越了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为本族群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宗教信条。二者都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会馆制度和神明庙宇,并通过这两种“移民组织”发挥其政治上的作用。会馆的前身是庙宇,华人移民早期多在庙宇集结,借助庙宇办公,时机成熟后才独立建馆。会馆与庙宇是相互关联的,会馆是人的集结,庙宇是神的道场,背后依然是人的角力。会馆是显性的,庙宇是隐性的,庙宇是会馆的扩展与网络的延伸,它的影响力又往往越出会馆的范围,对整个华人社会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不分籍别 延续共同信仰

华人社团“是不以牟利为主要组建目标的民间志愿团体”,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功能是非营利性的。然而,社团的运转和活动的展开又需要大量经费。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一是会员的会费和富商的捐助;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获取有限的经营性收入。出租会馆部分盈余空间(包括土地、房产等其他馆业)是会务经费的重要补充,来自会馆辖下各庙宇的香火收入,数额也十分可观,有效保障了会馆的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会馆和庙宇均建立健全的财务制度和监督制度,有严密的执委会、理监事会,华人在会馆和庙宇中的主导地位从未发生过动摇。

缅甸的华侨庙宇,以丹老的天后宫为最早,其余即为仰光的庆福宫(福建观音亭)、广东观音古庙与勃生的三圣宫(供奉观音菩萨、天后元君与关圣帝),号称缅甸的四大古庙。庆福宫位于仰光市拉塔区,是市内最大、最古老的妈祖庙,同时供奉观音佛祖、保生大帝、协天上帝。该庙以福建海澄霞阳社的庵庙为样本建造,于1861年起建、1863年完工,所有建材都是从福建用帆船运来的,雕梁画栋,石刻陶塑,有着很浓厚的闽南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庆福宫也是缅甸仰光福建人的“同乡会”,许多闽籍的老华侨们都喜欢坐在庆福宫下棋聊天、喝茶消遣。与庆福宫相邻的观音古庙,则由缅甸粤籍华侨主导,为仰光粤籍人士烧香拜佛、祭典之场所,也是粤籍人士联谊聚集之地。观音古庙是广东公司“资产”的一部分,广东公司是粤籍各宗乡社团的最高领导机构,成立于1831年,由仰光粤籍各姓氏会馆派代表组成,拥有观音古庙、坟场、房产等,资金实力雄厚。

庆福宫与观音古庙分属于不同祖居地的族群,其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但庙宇的影响力又大大超出福建会馆、广东公司的范围,因为到这里朝拜的信众早已不分是福建籍或是广东籍,甚至于当地民族亦有人到此顶礼膜拜。位于仰光北郊的高解,还有一座福山寺,是由庆福宫掌理的,创建于同治十三年(1875年),内供奉清水祖师,又称“祖师公庵”。《旅缅安溪会馆四十二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每年旧历正月初六为祖师公诞,闽粤妇女于是日前往进香者,络绎于途,甚为热闹”,说明庙宇的影响力极大。在上述庙宇进行调查时,笔者在福山寺看到,作为庙产之一的广场,已建成对外开放的固定戏台和室内篮球场,添建亭、台、楼、阁和花园,成为北郊高解民众一处难得的公共活动场所,受益的不只是旅缅福建人。“帮的存在把华人社会划分为各自独立的几个部分,每一个帮都形成了自己的世界,有它们自己特征的寺庙、墓冢和学校”。一直延续下来的这些机构,尽管在每个时期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但都显示其作为地缘组织的内在组成单元覆盖了整个东南亚华人社会。

【责任编辑:苏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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